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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人口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人口素质——江湖第39期:对话易富贤

国学新闻| 计划生育

2013-8-2 08:45| 發佈者: 李龙飞| 查看: 3276| 評論: 0|原作者: 易富贤|來自: 易富贤网易博客

摘要: http://bbs.tianya.cn/post-free-3535368-1.shtml 1、再好的理论不能变为政策,还不如农民的种树书有用 《江湖》:易老师您好!历经六年,我们等来了“看了会怀孕”的《大国空巢》内地版,精心修订的这段 ...
先把人口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人口素质——江湖第39期:对话易富贤 - 易富贤 - 易富贤的博客
 
先把人口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人口素质——江湖第39期:对话易富贤 - 易富贤 - 易富贤的博客
 
1、再好的理论不能变为政策,还不如农民的种树书有用
《江湖》:易老师您好!历经六年,我们等来了“看了会怀孕”的《大国空巢》内地版,精心修订的这段时间,您的心境是否同最初创作这本大书时一样?

易富贤: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当初写作香港版《大国空巢》时更多的是激愤,面向的是普通读者。这次要理性的多,并且主体部分是为《改革内参-高层报告》写的十多万字的内容,是为了让决策层重视《大国空巢》这次能在大陆出版,司马迁的“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和辛弃疾的“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最能代表我的心境。一方面,书能够公开发行,我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另一方面,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能扩大影响,不能转变为政策,还不如农民的种树书有用。

2、拿到《大国空巢》的“准生证”不容易
《江湖》:从07年的港版到13年的内地版,您觉得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什么?这条出版之路难不难走?

易富贤:07年香港版出版后被宣布为禁书,这次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说明官方不再排斥我的观点。《大国空巢》07年在香港出版后有十多家出版社想在大陆出版,但因为拿不到“准生证”而一次次“胎死腹中”,可见这次能够在大陆出版实在是不容易。

3、新媒体对反思计划生育的推动不够
《江湖》:从天涯社区到新浪微博,都留下了您思想的印迹。您会如何评估传统纸本出版物与网络新媒体发布的力量?

易富贤:2004年我就开始在天涯社区宣传我的观点,天涯网民以草根为主,接地气,虽然最开始是一面倒反对我,但是2006年就基本是一面倒支持我了。在2008年之前天涯社区一直是我的主要辐射地,“天涯反计游击队”的实力非常强大。天涯是反对计划生育思潮的发源地之一,这股思潮是自下而上的。2008年天涯对我和我的盟友进行过几次扫荡,反计游击队被冲散了,至今没有恢复2008年之前的辉煌。而微博似乎更加适合于精英阶层,他们对计划生育兴趣不太大,微博对反思计划生育的思潮的推动不如我的预期。这些年也有数十家国内媒体和数十家国际媒体发表过我的文章。传统媒体对于新思想往往比较警惕,灵活性不如网络媒体,并且国内媒体受控制比较严。但经营网络媒体是力气活,需要作者亲自坐镇。我认为网络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是互补的,各有优势。

4、超生儿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
《江湖》:假如中国未曾实行计划生育,会不会如马寅初所预测的那样在2007年人口超过26亿?

易富贤:随着社会发展,生育率会自发地下降。假如中国从来就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在2010年也只有大约15.3亿,不会如马寅初所预测的那样在2007年超过26亿。假如中国在1980年就彻底废止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在2010年也只有14.7亿(人口和经济结构更为健全),在2036年达到约16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不会如宋健1980年所预测的那样,在2050年达到40亿。要是采纳马寅初人口论,那么1957年以后出生人口的近2/3是不能出生的(现在的老人却是其前出生的),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因为老年化而步履维艰。1980至2010年共超生了2亿左右孩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额外”的活力。

5、先把人口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人口素质
《江湖》:孙中山先生在上个世纪初的“人口是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巨大力量”的人口思想,对现如今的人口问题有何借鉴之处?为什么说人口的“数量”和“质量”缺一不可?

易富贤:孙中山的这一观点是高瞻远瞩的。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认识到中国新青年中马尔萨斯主义的盛行有让中国亡国灭种的危险。他在《三民主义》中说:“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受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传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经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在施行新的政策了。那就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让法国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共存。”可惜的是,孙中山的这一警告没有被后人放在心上。中国在1970年后还是采纳了马尔萨斯学说,实行了计划生育,导致了如今严重的人口危机。

其实数量与质量并不是对立的,少生并不一定优生,多生也不一定劣生。而且“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五代。”“高素质者”的后代不一定素质高;“歪竹子生直笋”,“低素质者”的后代也不一定素质差。江山代有英杰出,各领风骚几十年。
社会是一盘五味俱全的菜,谁是高素质?如果说钱多就叫素质高,统计表明:美国的公司老总们大多是大学生,博士当老总的很少见。

如果说学历高就叫高素质,冰岛是世界上平均学历最高的国家之一,何时曾经强过?新疆的石河子是我国平均学历最高的城市之一,何时曾经富过?

如果说道德高尚叫做高素质,见义勇为的恐怕更多的是文化低、思想单纯的普通工人及农民。高学历并不一定就有高尚的品德,甚至我们还有“文人无德”的说法。

先把“人口”的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人口素质”,抱着一个自杀性的人口政策,拿一个空中楼阁的“素质”说事,真的很没“素质”。

《江湖》:人口多了,“人”变成“才”的机会也会变多?

易富贤:人的素质是人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而发展形成的人的主体性品质,即人的品德、智力、体力、审美等方面品质及其表现能力的系统整合,是一个人知识、经验、价值观的综合积累。而知识、经验、价值观等这些东西统统是要靠人来创造,靠人来传播,靠人与人的交流来逐渐完善的。城市由于聚集了大量的人口,“人”成为“才”的概率更大。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口,人类只能回到野蛮状态。要是生在一个小乡村,哪怕浑身都是音乐细胞,也只能在婚丧嫁娶的时候吹吹唢呐。但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孩子就有更多机会成长为世界级的音乐家。这就是人口数量对国民素质的贡献。

6、独生子女政策是中国对西方人口学理论不加辨别地全盘接受
《江湖》:1974年基辛格被授权起草绝密《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提出利用联合国人口基金等组织,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学术界,从而制定控制人口的政策。为何他们的“外交政策”最后被我国所用?

易富贤:我认为有下面几个原因:

一、中国领导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主观意愿。《NSSM-200》认为,一些国家的政府对计划生育根本不感兴趣,一些则很感兴趣,需要计划生育并欢迎更多的技术及资金援助。对于后者,应该给予最优先资助。显然毛泽东去世之后的中国属于后者。文革后国内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一方面是“穷怕了”,一方面对未来的人口增长没有底(当时人口增长仍然较快),对科技进步缺乏信心,没有意识到经济发展和教育提高会自发降低生育率。因此,决策者和理论家、学者们仍坚持将控制人口当成救国的重要手段之一。于是中国就成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优先资助的国家。

二、联合国人口基金财大气粗。要知道中国1950年至1980年平均外汇储备才1.47亿美元,1978年是1.67亿美元,而1980年是负值。联合国人口基金在1979年就与刚刚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草签了5000万美元的资助项目(如此慷慨!如此急迫!共累计资助金额2亿多美元),以建立计划生育和人口学体系(当前中国活跃在人口学舞台的学者基本上都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培训的),推动独生子女政策的制定。当时人口学是非常富裕的学科,像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等的人口所都拥有自己的汽车(当时很多大学都没有汽车),人口学出国的机会也非常多。

三、当时欧美国家在物质上处于制高点,对中国的吸引力非常大。从中美开始接触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国国内舆论对西方文化理论也由过去的绝对排斥转为吸收、学习为主。当时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以为西方国家传来的思想都是先进的,而中国很多学科也确实从与西方国家的交流中受益。于是也就不加辨别地全盘接受了西方的人口学理论。这也成为中国对西方人口学理论态度转化的重要背景。1978年宋健到欧洲开会,有人提供给他控制人口的资料。他开始研究人口控制。中国根据宋健等人的理论在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四、中国学术和制度的单一性使得中国对国际思潮缺乏综合辨别能力。政策很容易根据某些人的偏好一面倒地受多样化的国际思潮中的某一种思潮所影响,将多样性的国际思潮过滤成单色,并转变为国策。

7、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多报了6000万?
《江湖》:人口普查的数据有“重报”的嫌疑?

易富贤:说起来,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质量比较高。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被认为质量不高。2010年7月19日原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成员梁中堂教授在《瞭望》发文评价2000年的人口普查,“由于11月5日全国摸底汇总的人口总量没有达到统计部门根据年度人口变动抽样估计的结果,就临时穿插一项在全国复查、补漏的活动。经过半个多月的重复工作又找回来4000多万人,全国登记人口才变成了12.4亿。即使是这样,它比1999年统计公报还少1430万,比1998年少450多万。于是,有关方面又‘评估’出一个1.81%的漏报率,追加了2227万,达到12.6亿——一个与年度人口变动监测勉强可以衔接的数据。”也就是说,2000年人口普查原始结果显示中国人口只有12亿人,经过复查、补漏变成12.426亿,然后又额外修正1.81%,才变成了公布的12.658亿。笔者在《大国空巢》中分析,2000年实际人口应该只有12.2亿。

2010年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总结了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经验和教训,实现‘见人就登’、‘见户口信息就登’两头登的登记方式。”这种方式可以防止漏报,2011年人口普查漏登率只有0.12%。但是毫无疑问,会提高重报率。尽管如此,汇总的人口数仍然低于预期。以福建为例,福建省人口普查办的“内部明电”说:“根据各地2010年11月1日上报的摸底数汇总,全省常住人口3329万人,比2009年少298万人。”但“六普”公报(第2号):福建常住人口3689万。就是说福建省最后公报人口比普查汇总人口多了10.8%。我在《大国空巢》中用年龄别死亡率计算(比如1990年的人口到2010年为20岁及以上人口,这些人口不会多,只会依照年龄别死亡率减少),2010年实际人口应该只有12.8亿,而不是公布的13.4亿。尤其是2010年1至5岁人口存在“额外”的重报。

8、城市不敢超生,农村无人养老
《江湖》: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农村与城镇哪个影响来得更大?

易富贤:农村是强制,城市是软制。以生育率来判断,计划生育当然对城镇的影响更大。因为城市根本不敢超生,而农村毕竟还有一些自由空间,还有超生的胆量。以强制手段来看,农村更为惨烈,很多农民因为超生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老年化角度来看,计划生育对农村影响更大,因为由于年轻人口涌向城市,农村的养老危机更严重。比如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城市、农村分别为7.66%、10.03%。有些年轻人为了逃避养老的义务,进城后断绝与父母的联系。

9、低于“世界平均”这一概念毫无意义
《江湖》:在您看来,长期的经济增长不能倚仗降低生育率?

易富贤:人口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劳动力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低生育率会导致经济后劲不足。日本在1994年15至64岁总劳动力下降,欧盟在2009年劳动力下降,并都在劳动力负增长前夕就出现经济危机。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之后就低于更替水平,导致总劳动力在2014年开始负增长,这将重创经济。

《江湖》:您在《大国空巢》一书中指出,资源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着资源不够。城市的污染不是因为人口过多吗?那么改善环境应从何做起?

易富贤:由于世界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美国、加拿大、前苏联、大洋洲、南美洲人口占全球15.4%,但却拥有全球41.5%的耕地。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印度的67.7%,但由于亩产是印度的2.2倍,人均粮食产量是印度的1.56倍。68%的世界淡水资源集中在占全球23%人口的7个地区:美洲、前苏联、大洋洲、印尼、缅甸、刚果(布)、刚果(金),其中南美人口只占全球的5.7%,但水资源却占全球的1/3。可见“世界平均”毫无意义。76.1%的人口人均水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均水资源与德国、英国相当,比捷克、丹麦、波兰、比利时、罗马尼亚、印度、韩国等国要多,更是以色列的10倍。

中国目前城市污染有下面几个原因:

一、发达国家在中国目前这个发展阶段都出现过高能耗、高污染的情况。1885年的英国、1920年的美国单位GDP能耗分别是中国2010年的1.9倍与2.1倍。长期被工业烟雾笼罩的伦敦,由于清洁燃料的使用与对排放物的控制,目前空气比16世纪时还要洁净。

二、中国的城市化引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数亿人口短时间内涌入城市,而城市的生态建设却相对滞后。中国城市规划对土地限制太严,容积率太高,导致单位面积污染太重。

三、国际污染转移入中国。发达国家通过进口中国工业产品而将污染间接转移到中国。

但中国的环境从趋势上看是乐观的。

一、中国的单位GDP能耗预计将步发达国家当年的老路,继续下降。

二、从长远看,中国今后增加的能源主要在新能源上。因此中国的人均碳排放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

10、中国可以忍受高房价的原因是城市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
《江湖》:您在微博中不止一次提到了“高房价是生育率低的重要原因”。能请您分析一下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吗?

易富贤:高房价与低生育率互为因果。由于城市规划的不合理,城市容积率高,人均室内空间和户外空间小,房价高,民生压力大,民不聊“生”。日本、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地区生育率只有0.9至1.2。美国生育率较高,与其房价低有关。美国的人均住房面积是日本的2倍多,但房价更低。美国中位房价只是人均的5倍。美国德州的生育率全美最高,其房价低(是人均GDP的3倍多)可能也是原因之一。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35199元,其中北京为80394元、上海为82560元。如果依照美国的标准,那么2011年全国、北京、上海的中位房价只应为18万、40万、41万元人民币。中国目前之所以能够忍受天价房价,是因为城市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并且还靠双方父母一起帮忙买房。如果中国主流家庭如美国那样有三个孩子,又不靠父母帮忙买房,那么房价不可能这么高。

11、延长退休年龄是一种拒付养老金的方法
《江湖》:假设国家真的推行延长退休年龄的举措,可否有效弥补养老金的缺口?交社保会不会有形同于交税的那么一天?如果政府养不起老,未来又将由谁来养老呢?

易富贤:延长退休年龄是一种拒付养老金的方法。

2010年中国是8.4个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65岁及以上老人,目前只有城市四千多万老人享受社保,依靠全国8亿劳动力来支撑目前的养老体系。但即便如此,养老金也开始出现危机。 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老人分别为1.78亿、1.19亿;而到2037年将分别超过4亿、3亿;到2050年分别达到4.5亿、3.4亿。而劳动人口却不断减少。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人之比将从2010年的8.4:1上升到2035年的3:1及2050年的2:1。养老金短缺将是今后各届政府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退休年龄也将不断推迟。

美国养老金制度建立70多年了,并且1988年之后生育率一直稳定在2.1附近,人口结构远远比中国好,但是2018年社保将开始入不敷出,到2042年整个社保系统将被消耗殆尽,全面破产。美国已经提出将退休年龄推迟到70岁。而中国1996年到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左右,其中2010年只有1.18,2011年只有1.04,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要指望在70岁就能够拿到退休金,很多人能够在75岁拿到退休金就不错了,关键是能否活到75岁。

因此,养老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存钱不如存人,多养个孩子等于买份最好的养老保险。少壮不努力(生几个孩子),老大徒伤悲!

12、在中国养孩子的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
《江湖》: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做“丁克族”,有调查显示,选择不生育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忧虑。“叛逆传统”究竟好还是不好?依您所言,主流家庭应当生育三个孩子,可生了孩子养得起吗?

易富贤:很多人选择做丁克,是受计划生育的宣传误导以为养老可以靠政府,以为不要付出(养孩子)就可以享受退休金。如果“丁克”比例增加,将加重人口危机,并且导致老年犯罪率提高。如果主流家庭养不起三个孩子,意味着社会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应该改变这种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而不是顺应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少生孩子。

中国养小孩成本高,与计划生育也有很大的关系。孩子越多,边际成本越低,养第2个孩子的成本是第1个孩子的60%,养第3个孩子的成本只是第1个孩子的27%,但3个孩子对社会的回报却是一个孩子的3倍。 中国只允许生1个孩子,不像其他国家那样通过多生孩子而降低边际成本,养孩子的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生育的回报率却是全世界最低的。由于只有1个孩子,中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只养到高中毕业(美国读大学大多靠孩子自己打工或贷款),还得承担大学教育、买房、结婚、生育等费用。可以说,中国是以3个孩子的成本只为将来培养了1个劳动力。现在大家觉得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养不起两个孩子,是根据独生子女的养育标准;如果主流家庭生三个孩子,那么养育成本将大幅下降,很多经济弊病也会逐渐消除。

《江湖》:中国大陆哪些城市正在轰轰烈烈地走着香港“青壮年不结婚”的老路?

易富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生育率只有0.7左右,广州、深圳估计也差不多。整个东北(包括农村)的生育率只有0.75。意味着很多青壮年不结婚。

《江湖》:三十年来,物价飞涨,房价攀升,独生子女奖励却一直保持了高度的稳定。独生子女们享受来自家庭的丰厚之爱的喜悦是否可以抵消对于未来生存的忧虑?

易富贤:独生出子女有幸福的童年(其实也不幸福,因为从小就得上各种培训班),但将有无比承重的中年。

13、社会养老是室内的盆景,好看但长不大
《江湖》:几千年来的传统养老模式能在五年、十年内改变吗?为什么我国的“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如果说从传统到计生,几年的时间就可以改变固有的观念,那么现在想要回归生育文化还需要多久?停止计划生育的阻力是什么?中国是否已经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

易富贤:无论是传统养老还是现在的社会养老,核心都是下一代人养上一代人。现代社会养老并不比古代传统养老更科学。不能轻易丢弃传统。

林肯认为“专利是智慧之火浇上利润之油”。同样,养儿防老是在慈爱之火浇上利润之油,以能够持续燃烧下去。而社会养老却是泼上一盆水。就生育行为来说,养儿防老是正反馈,多子多福;社会养老则是负反馈,多子少福。

养儿防老就像森林的大树,可能并不好看,但是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已经受了数千年的检验。而社会养老就像室内的盆景,虽然好看,但是长不大,才几十年就面临危机。

现在经济社会化程度已经非常高,经济“土壤”发生了改变,无法恢复传统的家庭养老,需要借鉴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划分政府职责和生育私权,探索并建立起“园林养老”。今后应该是家庭养老(幼)为主,社会养老(幼)为辅,在“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基础上,“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在“老吾老”、“幼吾幼”的前提下“以及人之老”、“以及人之幼”。如何建立起这套制度,尚是任重道远。

停止计划生育的最大阻力是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用虚假的数据夸张性预测人口,误导决策。比如说1980年宋健预测中国人口会达到40亿峰值(其实即便当时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人口峰值连16亿都达不到,今后还将减少),中国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客观调查显示中国生育率在1990年后低于更替水平,1995年只有1.5左右,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了。说明中国至少在1990年后就应停止计划生育;但联合国人口基金、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会将生育率修改为1.8,认为人口政策稍有松动,生育率将超过更替水平,人口会无限增加。中央领导又不懂人口,就只好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了。

2010年人口普查证实了1996至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左右,其中2010年只有1.18,说明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过去的理论破产了,但是他们再次将1.18的生育率篡改为1.5、1.6,预测全面放开二胎后生育率会达到4.4,每年会出生4700万孩子。面对他们这种人口恐吓,决策层可能连放开二胎都不敢了。

《江湖》:那么“二胎政策将放开”能不能解人口负增长的燃眉之需?

易富贤:国际和国内都证明二胎方案也是错误的。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台湾、韩国提倡只生二胎,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从5.0以上的高水平快速下降;后面相继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但并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目前生育率徘徊在1.1左右的超低水平上。伊朗于1989年提倡二胎,生育率从1989年的5.2剧降到2005年的1.8。2005年鼓励生育,也未出现高峰,2010年生育率只有1.67。凡是曾经提倡只生二胎的地区,现在都已经后悔莫及。中国也从80年代开始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00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试点“二胎方案”,但是生育率全部低于1.6。

社会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中国大陆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韩国、台湾地区相当,当时这两个地区的生育率只有1.7左右。现在泰国、伊朗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2010年两国生育率分别只有1.58、1.67。就是说,假如中国大陆停止计划生育,三、五年的补偿性出生高峰之后,生育率将跌落到1.7、1.6,然后还会沿着台湾、韩国的老路下降;这两个地区社会发展水平超前中国大陆20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10年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22、0.895。因此,中国需要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鼓励生育政策。

14、中央应排斥主流人口学家的理论恐吓
《江湖》:1982年计划生育确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2013年国家计生委撤销,与卫生部合组成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新政新希望,我们可以期待什么?

易富贤:我希望这是一个好事情。这次撤并国家计生委,将执行功能并入卫生部,将决策部门划给国家发改委,尤其是原来负责人口规划的国家计生委副主任陈立不能如愿以偿当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而是到国家行政学院当副院长去了。这种人事安排比国家计生委原主任李斌担任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的象征意义更大。我希望在今年的三中全会上,中央能够排斥主流人口学家的理论恐吓,果断停止计划生育。

《江湖》:接下来您的工作研究重心会放在何处?

易富贤:目前还是尽一切努力推动停止计划生育。今后有时间和精力的话,我想再研究如何提升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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